第176章 方若云的追问
《零下38度》的连载继续进行，年定邦和常青的故事越来越深入。年定邦被军统旧部纠缠，那些人找到他，说“年先生，党国需要你”。年定邦拒绝了，但他知道，拒绝的代价是隨时可能暴露。常青被日军特务盯上了，她运送的药品被截获了一箱，特高课开始在医院里调查。两个人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即將暴露，都在拼命保护对方，又都在拼命瞒著对方。
茶楼里的读者每天追更，话题从早到晚都是《零下38度》。有人替年定邦著急：“你倒是告诉常青啊！告诉她你是军统的，她想走就走，不想走就留下来帮你！”有人替常青担心：“她要是知道年定邦是军统的，会不会觉得他在利用她？”有人嘆气：“两个人都不说，憋著憋著就憋出大事了。”有人拍桌子：“李少將就是故意折磨我们！”
沈逸川在巴黎收到张一鹤寄来的厚厚一叠读者来信。有夸的，有骂的，有感动的，有质疑的。他把信放在桌上，没有拆。穆晚秋端著一杯咖啡走过来，放在他手边。
“怎么不看？”
沈逸川靠在沙发上。“不敢看。怕看到骂我的。”
穆晚秋拿起最上面一封，拆开，念给他听。“李少將先生，年定邦和常青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对方的身份？您再拖下去，我心臟病要犯了。”她念完了，放下信。“这不是骂你，是催你。”
沈逸川苦笑。“比骂我还难受。”
电话铃响了。沈逸川接起来，克己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又脆又亮。“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方阿姨说等你回来我们去吃叉烧。”背景音里还有怀瑾在喊“让我说让我说”，克己不给她，抱著电话继续说。
沈逸川笑了一下。“很快。你听方阿姨话了吗？”
克己说。“听了。方阿姨让我问你，『零下38度』里的年定邦是不是你。”
沈逸川愣了一下。“方阿姨在旁边吗？”
克己说。“在。她说不接电话，让你自己猜。”电话那头传来方若云的声音，很轻，像是在责备。“克己，別闹。把电话掛了。”克己对著电话喊了一声“爸爸再见”，掛了。沈逸川握著听筒，站了好一会儿。
穆晚秋看著他。“她问了什么？”
沈逸川把电话放回去。“她问年定邦是不是我。”
穆晚秋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你怎么回答的？”
沈逸川说。“我没回答。克己把电话掛了。”
穆晚秋端起咖啡杯，又放下了。“你下次打电话告诉她，年定邦不是你。年定邦是年定邦，你是你。你的故事比她看到的复杂得多。”
沈逸川靠在沙发上，看著天花板。“她知道的。她什么都知道。”
过了大约半小时，电话又响了。这次是方若云自己打的。沈逸川接起来，她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在犹豫。
“沈先生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
沈逸川握著听筒。“你问。”
“《零下38度》里的年定邦和常青，他们最后会怎么样？”方若云的声音很轻。
沈逸川想了想。“他们最后会知道对方的身份，会一起面对日本人，会活下来。”
方若云沉默了一会儿。“那他们中间，会有第三个人吗？”
沈逸川的喉咙动了一下。他本想脱口而出“年定邦永远只有一个常青”，但话到嘴边，他改口了。“年定邦在1940年只有一个常青。1940年，方若云还没出生，不可能出现在他的生活里。”
方若云沉默了很久。电话那头只有微微的电流声，和她若有若无的呼吸。过了大约十几秒，她掛了。
沈逸川握著听筒，没有放回去。穆晚秋站在窗边，背对著他。“她问了什么？”
沈逸川把听筒放回去。“她问年定邦和常青会不会有第三个人。”
穆晚秋转过身来。“你怎么回答的？”
沈逸川说。“我说年定邦在1940年只有一个常青。”
穆晚秋看著他，沉默了很久。“你没有说永远？”
沈逸川摇了摇头。“没有。我不想骗她。”
穆晚秋走到窗前，背对著他，不再说话。
方若云放下电话，坐在沙发上。克己爬到她膝盖上，仰著头看她。他刚洗完澡，头髮还湿著，穿著印著小熊的睡衣。
“方阿姨，你怎么又不高兴了？”
方若云摸了摸他的头，手指在他的头髮里慢慢梳著。“没有。方阿姨没有不高兴。”
克己不信。“你的眼睛红了。”
方若云眨了眨眼睛。“是沙子。外面风大。”
克己看了看窗外，梧桐树的叶子在路灯下轻轻摇著，没有风。“没有风。”
方若云没有回答，把他搂进怀里。克己把脸埋在她肩膀上，小手搂著她的脖子。
“方阿姨，你是不是想爸爸了？”
方若云的声音有些发涩。“没有。方阿姨没有想他。”
克己说。“那你想谁？”
方若云说。“想你。”
克己笑了，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。“我也想方阿姨。”
她知道，年定邦是沈逸川，常青是穆晚秋。他们两个人经歷了那么多——从1938年重庆的茶楼，到1949年香港的板间房，到1954年伦敦的国会大厦。一起挨过饿，一起躲过追杀，一起在邱吉尔面前说过话。她是后来的那个。她不是常青，她只是一个后来者。她没有参与过那些年，没有见过沈逸川在军统的样子，没有见过穆晚秋还在叫林婉清的样子。她只见过现在的沈逸川——写小说的、脾气好的、有时候会在书房里发呆的沈逸川。她不知道这算不算不够。
但她知道，沈逸川写年定邦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穆晚秋。写常青的时候，心里想的也是穆晚秋。她不是常青。她是谁？她是方若云。
茶楼里，张一鹤念了几封读者来信。有位读者写道：“《悬崖》和《零下38度》都是谍战，都发生在哈尔滨。但《悬崖》里周乙是孤独的，他一个人扛著所有的秘密。《零下38度》里年定邦不是一个人，他有常青。虽然他们互相瞒著，但他们是两个人。这就是最大的区別。一个人扛著，那是悲壮。两个人一起扛著，那是温暖。”
另一位读者的信更有意思。“李少將先生，年定邦的原型是您自己，常青的原型是林婉清，对吧？那方小姐在这本书里是谁？她会不会在后面的章节里出现？年定邦和常青会不会也遇到一个像方小姐一样的人？您写《借枪》的时候写了裴艷玲，《偽装者》里写了汪曼春。每一个男主角身边都不止一个女人。年定邦身边难道只有一个常青？我不信。”
沈逸川在下一期“少將信箱”中回应了这封信。他写得很慢，改了两次，最后定稿的版本是这样的。
“有读者问，年定邦和常青会不会遇到第三个人。我的回答是：年定邦和常青的故事，跟方小姐无关。1940年的哈尔滨，只有一个常青。”
他没有提方若云的名字，但读者都知道他在说谁。
连载到了最关键的一章。年定邦发现常青的真实身份。他站在窗前，背对著她，沉默了很久。窗外哈尔滨的雪还在下，落在窗台上，积了厚厚一层。他问了一句话，声音很低，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。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常青坐在床边，手里攥著一瓶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药品。她沉默了很久，嘴唇在发抖。然后她抬起头，看著年定邦的背影。
“我是中共地下党员。”
年定邦的肩膀颤了一下。他转过身，看著常青。两个人对视，谁也没有说话。窗外的哈尔滨零下38度，但他们的手是热的。年定邦走到她面前，蹲下来，握住她的手。
“我是军统特工。诈死隱居的军统特工。我骗了你很久。”
常青的眼泪掉了下来。“我也骗了你很久。”
年定邦说。“那我们扯平了。”
茶楼里的读者读到这段，有人拍桌子，有人嘆气，有人沉默。一个老军统摘下眼镜，擦了擦镜片，声音有些发涩。
“这才是真实的谍战。不是打打杀杀，是睡在一张床上的人，突然发现你是敌人，我是敌人。这比任何枪战都可怕。枪战死的是身体，这个死的是心。但他们还活著，还握著对方的手。这就够了。”
穆晚秋在巴黎的酒店房间里读完了这段。她放下报纸，看著沈逸川。
“年定邦和常青最后活下来了。我们呢？”
沈逸川看著她。“我们也活下来了。”
穆晚秋又问：“那方若云呢？她活下来了吗？”
沈逸川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她也会活下来的。她比我们都坚强。她一个人在香港，带著三个孩子，没有抱怨过一句。她比我坚强，也比你坚强。”
穆晚秋没有接话。她走到窗前，背对著他，站了很久。
深夜，巴黎的塞纳河在月光下闪著银光，梧桐树的叶子一片一片地落下来，飘进窗台。沈逸川一个人站在窗前，手里还握著那份《香港商报》，翻到连载版。他想起方若云，想起她在电话里问“他们中间会有第三个人吗”的声音。那种小心翼翼的语气，像是一个怕被拒绝的人，在问一个不敢问的问题。
年定邦永远不会遇到方若云。因为那是1940年，方若云还没有出生。年定邦的人生里只有常青。但沈逸川不是年定邦。他的人生里，有穆晚秋，也有方若云。一个是从1938年陪他到1955年的女人，一个是从1954年嫁给他的女人。他不能选择，也没法选择。
他拿起笔，在便签纸上写下几行字。
“年定邦只有一个常青。沈逸川也有一个常青。但沈逸川还有方若云。”
他看了很久，把纸折好，放进口袋。窗外巴黎的夜风轻轻吹过，梧桐叶沙沙地响，像是在低声说著什么。远处的艾菲尔铁塔的灯光在夜空中闪烁，一闪一闪的，像是谁在黑暗中慢慢地眨眼。
茶楼里的读者每天追更，话题从早到晚都是《零下38度》。有人替年定邦著急：“你倒是告诉常青啊！告诉她你是军统的，她想走就走，不想走就留下来帮你！”有人替常青担心：“她要是知道年定邦是军统的，会不会觉得他在利用她？”有人嘆气：“两个人都不说，憋著憋著就憋出大事了。”有人拍桌子：“李少將就是故意折磨我们！”
沈逸川在巴黎收到张一鹤寄来的厚厚一叠读者来信。有夸的，有骂的，有感动的，有质疑的。他把信放在桌上，没有拆。穆晚秋端著一杯咖啡走过来，放在他手边。
“怎么不看？”
沈逸川靠在沙发上。“不敢看。怕看到骂我的。”
穆晚秋拿起最上面一封，拆开，念给他听。“李少將先生，年定邦和常青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对方的身份？您再拖下去，我心臟病要犯了。”她念完了，放下信。“这不是骂你，是催你。”
沈逸川苦笑。“比骂我还难受。”
电话铃响了。沈逸川接起来，克己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又脆又亮。“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方阿姨说等你回来我们去吃叉烧。”背景音里还有怀瑾在喊“让我说让我说”，克己不给她，抱著电话继续说。
沈逸川笑了一下。“很快。你听方阿姨话了吗？”
克己说。“听了。方阿姨让我问你，『零下38度』里的年定邦是不是你。”
沈逸川愣了一下。“方阿姨在旁边吗？”
克己说。“在。她说不接电话，让你自己猜。”电话那头传来方若云的声音，很轻，像是在责备。“克己，別闹。把电话掛了。”克己对著电话喊了一声“爸爸再见”，掛了。沈逸川握著听筒，站了好一会儿。
穆晚秋看著他。“她问了什么？”
沈逸川把电话放回去。“她问年定邦是不是我。”
穆晚秋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你怎么回答的？”
沈逸川说。“我没回答。克己把电话掛了。”
穆晚秋端起咖啡杯，又放下了。“你下次打电话告诉她，年定邦不是你。年定邦是年定邦，你是你。你的故事比她看到的复杂得多。”
沈逸川靠在沙发上，看著天花板。“她知道的。她什么都知道。”
过了大约半小时，电话又响了。这次是方若云自己打的。沈逸川接起来，她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在犹豫。
“沈先生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
沈逸川握著听筒。“你问。”
“《零下38度》里的年定邦和常青，他们最后会怎么样？”方若云的声音很轻。
沈逸川想了想。“他们最后会知道对方的身份，会一起面对日本人，会活下来。”
方若云沉默了一会儿。“那他们中间，会有第三个人吗？”
沈逸川的喉咙动了一下。他本想脱口而出“年定邦永远只有一个常青”，但话到嘴边，他改口了。“年定邦在1940年只有一个常青。1940年，方若云还没出生，不可能出现在他的生活里。”
方若云沉默了很久。电话那头只有微微的电流声，和她若有若无的呼吸。过了大约十几秒，她掛了。
沈逸川握著听筒，没有放回去。穆晚秋站在窗边，背对著他。“她问了什么？”
沈逸川把听筒放回去。“她问年定邦和常青会不会有第三个人。”
穆晚秋转过身来。“你怎么回答的？”
沈逸川说。“我说年定邦在1940年只有一个常青。”
穆晚秋看著他，沉默了很久。“你没有说永远？”
沈逸川摇了摇头。“没有。我不想骗她。”
穆晚秋走到窗前，背对著他，不再说话。
方若云放下电话，坐在沙发上。克己爬到她膝盖上，仰著头看她。他刚洗完澡，头髮还湿著，穿著印著小熊的睡衣。
“方阿姨，你怎么又不高兴了？”
方若云摸了摸他的头，手指在他的头髮里慢慢梳著。“没有。方阿姨没有不高兴。”
克己不信。“你的眼睛红了。”
方若云眨了眨眼睛。“是沙子。外面风大。”
克己看了看窗外，梧桐树的叶子在路灯下轻轻摇著，没有风。“没有风。”
方若云没有回答，把他搂进怀里。克己把脸埋在她肩膀上，小手搂著她的脖子。
“方阿姨，你是不是想爸爸了？”
方若云的声音有些发涩。“没有。方阿姨没有想他。”
克己说。“那你想谁？”
方若云说。“想你。”
克己笑了，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。“我也想方阿姨。”
她知道，年定邦是沈逸川，常青是穆晚秋。他们两个人经歷了那么多——从1938年重庆的茶楼，到1949年香港的板间房，到1954年伦敦的国会大厦。一起挨过饿，一起躲过追杀，一起在邱吉尔面前说过话。她是后来的那个。她不是常青，她只是一个后来者。她没有参与过那些年，没有见过沈逸川在军统的样子，没有见过穆晚秋还在叫林婉清的样子。她只见过现在的沈逸川——写小说的、脾气好的、有时候会在书房里发呆的沈逸川。她不知道这算不算不够。
但她知道，沈逸川写年定邦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穆晚秋。写常青的时候，心里想的也是穆晚秋。她不是常青。她是谁？她是方若云。
茶楼里，张一鹤念了几封读者来信。有位读者写道：“《悬崖》和《零下38度》都是谍战，都发生在哈尔滨。但《悬崖》里周乙是孤独的，他一个人扛著所有的秘密。《零下38度》里年定邦不是一个人，他有常青。虽然他们互相瞒著，但他们是两个人。这就是最大的区別。一个人扛著，那是悲壮。两个人一起扛著，那是温暖。”
另一位读者的信更有意思。“李少將先生，年定邦的原型是您自己，常青的原型是林婉清，对吧？那方小姐在这本书里是谁？她会不会在后面的章节里出现？年定邦和常青会不会也遇到一个像方小姐一样的人？您写《借枪》的时候写了裴艷玲，《偽装者》里写了汪曼春。每一个男主角身边都不止一个女人。年定邦身边难道只有一个常青？我不信。”
沈逸川在下一期“少將信箱”中回应了这封信。他写得很慢，改了两次，最后定稿的版本是这样的。
“有读者问，年定邦和常青会不会遇到第三个人。我的回答是：年定邦和常青的故事，跟方小姐无关。1940年的哈尔滨，只有一个常青。”
他没有提方若云的名字，但读者都知道他在说谁。
连载到了最关键的一章。年定邦发现常青的真实身份。他站在窗前，背对著她，沉默了很久。窗外哈尔滨的雪还在下，落在窗台上，积了厚厚一层。他问了一句话，声音很低，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。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常青坐在床边，手里攥著一瓶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药品。她沉默了很久，嘴唇在发抖。然后她抬起头，看著年定邦的背影。
“我是中共地下党员。”
年定邦的肩膀颤了一下。他转过身，看著常青。两个人对视，谁也没有说话。窗外的哈尔滨零下38度，但他们的手是热的。年定邦走到她面前，蹲下来，握住她的手。
“我是军统特工。诈死隱居的军统特工。我骗了你很久。”
常青的眼泪掉了下来。“我也骗了你很久。”
年定邦说。“那我们扯平了。”
茶楼里的读者读到这段，有人拍桌子，有人嘆气，有人沉默。一个老军统摘下眼镜，擦了擦镜片，声音有些发涩。
“这才是真实的谍战。不是打打杀杀，是睡在一张床上的人，突然发现你是敌人，我是敌人。这比任何枪战都可怕。枪战死的是身体，这个死的是心。但他们还活著，还握著对方的手。这就够了。”
穆晚秋在巴黎的酒店房间里读完了这段。她放下报纸，看著沈逸川。
“年定邦和常青最后活下来了。我们呢？”
沈逸川看著她。“我们也活下来了。”
穆晚秋又问：“那方若云呢？她活下来了吗？”
沈逸川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她也会活下来的。她比我们都坚强。她一个人在香港，带著三个孩子，没有抱怨过一句。她比我坚强，也比你坚强。”
穆晚秋没有接话。她走到窗前，背对著他，站了很久。
深夜，巴黎的塞纳河在月光下闪著银光，梧桐树的叶子一片一片地落下来，飘进窗台。沈逸川一个人站在窗前，手里还握著那份《香港商报》，翻到连载版。他想起方若云，想起她在电话里问“他们中间会有第三个人吗”的声音。那种小心翼翼的语气，像是一个怕被拒绝的人，在问一个不敢问的问题。
年定邦永远不会遇到方若云。因为那是1940年，方若云还没有出生。年定邦的人生里只有常青。但沈逸川不是年定邦。他的人生里，有穆晚秋，也有方若云。一个是从1938年陪他到1955年的女人，一个是从1954年嫁给他的女人。他不能选择，也没法选择。
他拿起笔，在便签纸上写下几行字。
“年定邦只有一个常青。沈逸川也有一个常青。但沈逸川还有方若云。”
他看了很久，把纸折好，放进口袋。窗外巴黎的夜风轻轻吹过，梧桐叶沙沙地响，像是在低声说著什么。远处的艾菲尔铁塔的灯光在夜空中闪烁，一闪一闪的，像是谁在黑暗中慢慢地眨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