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98章 记者会
不到半个小时，门再次被推开了。
这次进来的不是王升，不是机场工作人员，而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。他穿著一身深灰色中山装，领口扣得严严实实，头髮梳得一丝不苟，目光沉稳却带著一种让人不敢直视的锐利。沈逸川在报纸上见过这张脸，在新闻纪录片里见过这张脸，但面对面还是第一次。蒋经国。
身后跟著几个官员，表情严肃，步伐整齐，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仪仗队。王升走在最后面，进门后轻轻关上了门，站在门边，双手背在身后。
沈逸川从沙发上站了起来。不是因为紧张，是因为对方进来了，他坐著不合適。不管对方是什么人，基本的礼貌要有。蒋经国走到他面前，没有寒暄，没有握手，直接开口。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楚，带著一种让人无法迴避的力量。
“听说你乘坐的飞机迫降到了台北，还造成了误会，我就过来看一看我们这位军统出身的大作家。”
沈逸川看著他，没有说话。蒋经国从隨从手中接过一只红色绒面小盒子，打开。里面是一枚勋章，铜质的，在灯光下闪著暗沉的光，綬带是蓝色的，边缘绣著金色的花纹。他拿起勋章，走到沈逸川面前，低头看了看沈逸川胸前的衣襟，然后抬手把勋章別在了他的左胸上。动作很慢，像是在做一件很郑重的事。
“这是为了表彰你在保密局工作这么多年，特別是让整个世界都知道我们保密局有多『能干』。奖励给你的。”
“能干”两个字说得意味深长，带著一种说不清是嘲讽还是自嘲的味道。沈逸川低下头，看著那枚勋章。铜质的外壳在灯光下泛著暗沉的光，綬带的蓝色有些刺眼。他想说点什么，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
蒋经国退后一步，打量了一下沈逸川胸前的勋章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他伸出手，拉著沈逸川的胳膊，语气不容拒绝。
“我们有一个记者会，全世界在台北的记者差不多都来了。你好好跟他们讲一讲。然后你就跟原来那些乘客一同回香港吧。”
沈逸川跟著蒋经国走出休息室。走廊里站著几个便衣，看到他们出来，立刻让开，贴墙站著，低著头，不敢看。王升跟在后面，脚步很轻。走廊很长，灯光白得刺眼，沈逸川的皮鞋踩在地板上，发出单调的声响。他低头看了一眼胸前的勋章，蓝色的綬带在灯光下有些刺眼。他不知道这枚勋章代表著什么——是奖励，是警告，还是某种交换。
记者会现场在候机大厅的一个侧厅，门口已经挤满了记者。长枪短炮，话筒上贴著各家媒体的標誌。有人踮著脚尖往里看，有人低头在本子上写著什么，有人在调试相机。看到蒋经国和沈逸川走过来，记者们自动让开一条路，闪光灯噼里啪啦地亮了起来。
蒋经国站在话筒前，先用中文说了一遍，又用英文复述。他的语速不快，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，像是在念一份已经打过草稿的声明。
“飞机迫降在台北是因为香港机场宣布被颱风损坏的。我们台北方面只是尽地主之谊，协助乘客转机。”
他顿了顿，嘴角微微翘了一下，那是一种標准的、训练有素的微笑。
“不过说来奇怪，我在台北这几天都没见到颱风，没想到它去了香港。”
台下有记者笑了一声。不是那种哄堂大笑，是那种礼貌的、配合的、表示“我听懂了你的幽默”的笑。蒋经国满意地点了点头，退后一步，把话筒让给沈逸川。
记者们把话筒对准沈逸川，闪光灯不停地闪。有人问：“沈先生，您在飞机上说『如果我失踪了请告诉媒体』，您是担心有人对您不利吗？”声音很大，带著一种“终於抓到你了”的兴奋。
沈逸川看著镜头，深吸了一口气。他的表情很平静，平静得像是戴了一张面具。
“我在台北得罪人太多，所以下飞机有些害怕了，情绪不稳定，请见谅。我向台北方面表示歉意。”
有记者追问，声音更快更急了。“得罪了谁？能具体说说吗？”
沈逸川摇了摇头，嘴角微微弯了一下，那不是笑，是一种“我不能说”的无奈。
“都得罪了。所以不敢下飞机。”
台下安静了一瞬，然后是一片低声的议论。记者们交头接耳，有人在本子上飞快地记著什么，有人低头看了看相机里的照片。
蒋经国在旁边接话，语气轻鬆得像在跟老朋友聊天。“沈先生是我们这里出去的，他写的小说连我都看。他这个人，就是胆子小。大家不要见怪。”
台下又是一阵笑声。这次比刚才更响了一些，有人笑得露出了牙齿，有人边笑边摇头。整个记者招待会不过十分钟。沈逸川回答了三个问题，每个答案都不超过三句话。他没有提穆晚秋，没有人问穆晚秋。记者们似乎默认她不在机上，或者根本不知道她也在这趟航班上。
记者会结束，原来的乘客们开始向飞机走去。沈逸川走在人群中间，低著头，儘量不让自己引起注意。王升跟在他旁边，两个人並肩走在通道里，肩膀几乎挨著肩膀。
王升压低声音，嘴唇几乎贴著沈逸川的耳朵。
“如果你夫人联繫我，你放心，我会给消息。但你最要小心的反而是到了香港之后。”
沈逸川脚步顿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他明白王升的意思——如果对方有能量让一架美联航的飞机在台北迫降，那么在英属香港整他更容易。英国人的地盘，国民党插不进手，但罗恩先生的人不一定。那个能让副总统尼克森主持入籍仪式的人，在香港也有朋友。
他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看著王升。走廊里的灯光白得刺眼，照在王升的脸上，把那些细碎的皱纹照得很清楚。他也老了。
“穆晚秋不能上这架飞机。也不能跟我同行。”
王升点了点头，没有问为什么，也没有说“我会安排”。他只是点了点头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条，塞进沈逸川的手里。
“到了香港再打开。”
沈逸川攥紧纸条，放进口袋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走向舷梯。
飞机起飞了。沈逸川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旁边是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，手里拿著一本杂誌，没翻。窗外，台北在舷窗外越来越小，松山机场的跑道缩成了一条灰色的短线，楼房变成了火柴盒，山脉变成了绿色的褶皱。云层在下面翻滚，阳光在云上镀了一层金边。
他闭上眼睛，心里想著穆晚秋。她还在台北，但王升会帮她离开。她比自己有经验，知道怎么躲藏，怎么换身份，怎么在敌人的地盘上活下去。她能在自己身边潜伏二十年不被发现，也能在台北躲几天。他担心的是到了香港之后。那些人能让他迫降台北，也能让他在香港出车祸、被人捅一刀、从楼上掉下来。香港不是他的安全屋，是另一个陷阱。
他一个人回香港，比两个人一起更安全。穆晚秋留在台北，反而比跟他在一起更安全——因为没有人知道她还在台北。乘客名单上有她的名字，但她没有入境，没有出关，没有留下任何记录。她像一滴水蒸发在了空气中。只要她不露面，就没有人能抓到她。他睁开眼睛，看著舷窗外的云层。云很厚，一片一片的，像棉花糖堆在一起。他想起王升的话——“到了香港之后，你反而是最危险的。”他知道，真正的危险不在台北，甚至也不在香港，而是在美国。他得回去，不是因为不怕，是因为不能把方若云和孩子们扔在那里不管。
窗外的云层渐渐稀薄，海面上出现了星星点点的岛屿。香港快到了。沈逸川从口袋里掏出王升给的那张纸条，展开。上面只有一行字，字跡潦草，但每个字都认得。
“穆已安全，勿念。香港见。”
他把纸条折好，放回口袋。因为距离不远，飞机起飞没多久就开始下降，舷窗外出现了九龙半岛的轮廓，高楼、码头、船只。
飞机落地了。起落架重重地砸在跑道上，机舱里一阵顛簸。滑行了很久，慢慢停在了远机位。乘客们起身取行李，沈逸川没有急著站起来，他等了几秒，看著舷窗外的航站楼。阳光很好，蓝天白云，没有颱风。
他站起来，从行李架上取下小包，跟著人群走向舱门。舷梯下站著一大群的记者是，显然都正等著他呢。原本这一次回香港，他与穆晚秋只告诉了张一鹤一个人，甚至都不打算回自己家的房子住，但现在想低调都不可能了。
这次进来的不是王升，不是机场工作人员，而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。他穿著一身深灰色中山装，领口扣得严严实实，头髮梳得一丝不苟，目光沉稳却带著一种让人不敢直视的锐利。沈逸川在报纸上见过这张脸，在新闻纪录片里见过这张脸，但面对面还是第一次。蒋经国。
身后跟著几个官员，表情严肃，步伐整齐，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仪仗队。王升走在最后面，进门后轻轻关上了门，站在门边，双手背在身后。
沈逸川从沙发上站了起来。不是因为紧张，是因为对方进来了，他坐著不合適。不管对方是什么人，基本的礼貌要有。蒋经国走到他面前，没有寒暄，没有握手，直接开口。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楚，带著一种让人无法迴避的力量。
“听说你乘坐的飞机迫降到了台北，还造成了误会，我就过来看一看我们这位军统出身的大作家。”
沈逸川看著他，没有说话。蒋经国从隨从手中接过一只红色绒面小盒子，打开。里面是一枚勋章，铜质的，在灯光下闪著暗沉的光，綬带是蓝色的，边缘绣著金色的花纹。他拿起勋章，走到沈逸川面前，低头看了看沈逸川胸前的衣襟，然后抬手把勋章別在了他的左胸上。动作很慢，像是在做一件很郑重的事。
“这是为了表彰你在保密局工作这么多年，特別是让整个世界都知道我们保密局有多『能干』。奖励给你的。”
“能干”两个字说得意味深长，带著一种说不清是嘲讽还是自嘲的味道。沈逸川低下头，看著那枚勋章。铜质的外壳在灯光下泛著暗沉的光，綬带的蓝色有些刺眼。他想说点什么，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
蒋经国退后一步，打量了一下沈逸川胸前的勋章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他伸出手，拉著沈逸川的胳膊，语气不容拒绝。
“我们有一个记者会，全世界在台北的记者差不多都来了。你好好跟他们讲一讲。然后你就跟原来那些乘客一同回香港吧。”
沈逸川跟著蒋经国走出休息室。走廊里站著几个便衣，看到他们出来，立刻让开，贴墙站著，低著头，不敢看。王升跟在后面，脚步很轻。走廊很长，灯光白得刺眼，沈逸川的皮鞋踩在地板上，发出单调的声响。他低头看了一眼胸前的勋章，蓝色的綬带在灯光下有些刺眼。他不知道这枚勋章代表著什么——是奖励，是警告，还是某种交换。
记者会现场在候机大厅的一个侧厅，门口已经挤满了记者。长枪短炮，话筒上贴著各家媒体的標誌。有人踮著脚尖往里看，有人低头在本子上写著什么，有人在调试相机。看到蒋经国和沈逸川走过来，记者们自动让开一条路，闪光灯噼里啪啦地亮了起来。
蒋经国站在话筒前，先用中文说了一遍，又用英文复述。他的语速不快，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，像是在念一份已经打过草稿的声明。
“飞机迫降在台北是因为香港机场宣布被颱风损坏的。我们台北方面只是尽地主之谊，协助乘客转机。”
他顿了顿，嘴角微微翘了一下，那是一种標准的、训练有素的微笑。
“不过说来奇怪，我在台北这几天都没见到颱风，没想到它去了香港。”
台下有记者笑了一声。不是那种哄堂大笑，是那种礼貌的、配合的、表示“我听懂了你的幽默”的笑。蒋经国满意地点了点头，退后一步，把话筒让给沈逸川。
记者们把话筒对准沈逸川，闪光灯不停地闪。有人问：“沈先生，您在飞机上说『如果我失踪了请告诉媒体』，您是担心有人对您不利吗？”声音很大，带著一种“终於抓到你了”的兴奋。
沈逸川看著镜头，深吸了一口气。他的表情很平静，平静得像是戴了一张面具。
“我在台北得罪人太多，所以下飞机有些害怕了，情绪不稳定，请见谅。我向台北方面表示歉意。”
有记者追问，声音更快更急了。“得罪了谁？能具体说说吗？”
沈逸川摇了摇头，嘴角微微弯了一下，那不是笑，是一种“我不能说”的无奈。
“都得罪了。所以不敢下飞机。”
台下安静了一瞬，然后是一片低声的议论。记者们交头接耳，有人在本子上飞快地记著什么，有人低头看了看相机里的照片。
蒋经国在旁边接话，语气轻鬆得像在跟老朋友聊天。“沈先生是我们这里出去的，他写的小说连我都看。他这个人，就是胆子小。大家不要见怪。”
台下又是一阵笑声。这次比刚才更响了一些，有人笑得露出了牙齿，有人边笑边摇头。整个记者招待会不过十分钟。沈逸川回答了三个问题，每个答案都不超过三句话。他没有提穆晚秋，没有人问穆晚秋。记者们似乎默认她不在机上，或者根本不知道她也在这趟航班上。
记者会结束，原来的乘客们开始向飞机走去。沈逸川走在人群中间，低著头，儘量不让自己引起注意。王升跟在他旁边，两个人並肩走在通道里，肩膀几乎挨著肩膀。
王升压低声音，嘴唇几乎贴著沈逸川的耳朵。
“如果你夫人联繫我，你放心，我会给消息。但你最要小心的反而是到了香港之后。”
沈逸川脚步顿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他明白王升的意思——如果对方有能量让一架美联航的飞机在台北迫降，那么在英属香港整他更容易。英国人的地盘，国民党插不进手，但罗恩先生的人不一定。那个能让副总统尼克森主持入籍仪式的人，在香港也有朋友。
他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看著王升。走廊里的灯光白得刺眼，照在王升的脸上，把那些细碎的皱纹照得很清楚。他也老了。
“穆晚秋不能上这架飞机。也不能跟我同行。”
王升点了点头，没有问为什么，也没有说“我会安排”。他只是点了点头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条，塞进沈逸川的手里。
“到了香港再打开。”
沈逸川攥紧纸条，放进口袋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走向舷梯。
飞机起飞了。沈逸川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旁边是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，手里拿著一本杂誌，没翻。窗外，台北在舷窗外越来越小，松山机场的跑道缩成了一条灰色的短线，楼房变成了火柴盒，山脉变成了绿色的褶皱。云层在下面翻滚，阳光在云上镀了一层金边。
他闭上眼睛，心里想著穆晚秋。她还在台北，但王升会帮她离开。她比自己有经验，知道怎么躲藏，怎么换身份，怎么在敌人的地盘上活下去。她能在自己身边潜伏二十年不被发现，也能在台北躲几天。他担心的是到了香港之后。那些人能让他迫降台北，也能让他在香港出车祸、被人捅一刀、从楼上掉下来。香港不是他的安全屋，是另一个陷阱。
他一个人回香港，比两个人一起更安全。穆晚秋留在台北，反而比跟他在一起更安全——因为没有人知道她还在台北。乘客名单上有她的名字，但她没有入境，没有出关，没有留下任何记录。她像一滴水蒸发在了空气中。只要她不露面，就没有人能抓到她。他睁开眼睛，看著舷窗外的云层。云很厚，一片一片的，像棉花糖堆在一起。他想起王升的话——“到了香港之后，你反而是最危险的。”他知道，真正的危险不在台北，甚至也不在香港，而是在美国。他得回去，不是因为不怕，是因为不能把方若云和孩子们扔在那里不管。
窗外的云层渐渐稀薄，海面上出现了星星点点的岛屿。香港快到了。沈逸川从口袋里掏出王升给的那张纸条，展开。上面只有一行字，字跡潦草，但每个字都认得。
“穆已安全，勿念。香港见。”
他把纸条折好，放回口袋。因为距离不远，飞机起飞没多久就开始下降，舷窗外出现了九龙半岛的轮廓，高楼、码头、船只。
飞机落地了。起落架重重地砸在跑道上，机舱里一阵顛簸。滑行了很久，慢慢停在了远机位。乘客们起身取行李，沈逸川没有急著站起来，他等了几秒，看著舷窗外的航站楼。阳光很好，蓝天白云，没有颱风。
他站起来，从行李架上取下小包，跟著人群走向舱门。舷梯下站著一大群的记者是，显然都正等著他呢。原本这一次回香港，他与穆晚秋只告诉了张一鹤一个人，甚至都不打算回自己家的房子住，但现在想低调都不可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