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99章 报纸上公布的真相
沈逸川走出到达大厅的时候，阳光刺得他眯起了眼睛。启德机场的出口处黑压压地站著一群人，不是接机的亲友，是记者。长枪短炮，话筒上贴著各家媒体的標誌，有人踮著脚尖往里看，有人低头在本子上写著什么，有人在调试相机。他看到沈逸川走出来，人群像被捅了的马蜂窝，一下子炸开了。
“沈先生，您真的被扣押了吗？”一个女记者挤到最前面，话筒差点戳到他的脸上。
“沈先生，您为什么要公开道歉？”另一个记者从侧面挤过来，声音很大。
“沈先生，台北方面有没有威胁您？”又有人喊。
沈逸川站在台阶上，深吸了一口气。他穿著一件深灰色的夹克，帽檐压得很低，但在这么多镜头面前，帽子挡不住什么。他抬起头，看著那些闪光灯，看著那些急切的面孔。他想起在台北松山机场的休息室里，王升竖起的大拇指，蒋经国別在他胸前的勋章，记者会上那些礼貌的、配合的笑声。他重复了在台北的说辞。
“是我误会了，台北方面没有扣押我。我向台北方面表示歉意。”
有记者追问：“可是香港这边过去一个月都没有颱风，塔台为什么说颱风关闭机场？”沈逸川摇了摇头。“我不知道。我只是乘客。”
记者们还想再问，机场工作人员走过来，礼貌但坚决地把他带上了车。车门关上的瞬间，闪光灯还在窗外闪个不停。
当晚，沈逸川坐在九龙塘家中的沙发上，看著电视里的晚间新闻。画面切到机场塔台，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镜头前，表情疲惫，眼袋深重，嘴唇乾裂。他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，声音沙哑，像是在念一份跟自己无关的文件。
“本人作为香港机场塔台主任，对误报天气导致航班备降一事负全部责任。由於个人判断失误，错报了颱风信息，造成乘客不便，特此引咎辞职。向受影响的乘客深表歉意。”
没有解释原因，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。沈逸川看著那个男人，看到他在镜头前微微鞠了一躬，然后转身走了。他知道，这是一个替罪羊。有人需要为这件事负责，但不可能是做出决策的人，只能是执行命令的人。
沈逸川关掉电视，一个人坐在黑暗中。
九龙塘的房子收拾得很乾净。茶几上摆著全家福，方若云临走前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，地板擦得发亮，窗帘洗过熨平了，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摆得整整齐齐。他走进每个房间，看到墙上贴著方若云与孩子们的照片——克己在中央公园餵鸽子，怀瑾抱著布娃娃坐在沙发上，念祖戴著耳机在房间里看书。方若云站在中间，笑得很温暖。冰箱上贴著怀瑾的画，画的是六个人手拉手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著“我们一家人”。克己的玩具整齐地码在箱子里，怀瑾的书本摞在书桌上，念祖的校服掛在衣柜里。一切都是方若云的痕跡，没有穆晚秋的，也没有他的。
他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拿起茶几上那张全家福。方若云站在中间，三个孩子围著她，笑得很开心。穆晚秋站在最边上，沈逸川站在另一边。他看著那张照片，想起在纽约的时候，每天早晨方若云起来做早饭，送孩子们上学，回来收拾屋子，洗衣服，买菜，准备晚饭。她从来没有抱怨过。他想起离开纽约前方若云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但我想跟姐姐单独呆几天。”她不是不想跟他说话，是不知道说什么。他们之间隔著一个穆晚秋，隔了二十年的时光，隔了三个孩子的养育之恩。他是她的丈夫，但她在家里更像是一个管家，一个保姆，一个替穆晚秋照顾孩子的人。他欠她太多。他不知道该怎么还。
夜里十一点，电话铃响了。沈逸川接起来，方若云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有些发抖，像是在哭。
“姐姐呢？她在哪里？”
沈逸川握著听筒，手指收紧。“她在台北。安全。有人会帮她离开。”
方若云沉默了一会儿，电话那头只有微微的电流声。然后她哭了。不是嚎啕大哭，是那种压著的、不想让人听到的、但还是忍不住的哭，声音闷闷的，像是隔了一层棉被。
“姐姐不能出事……她不能出事……她已经受了那么多苦，不能再……”
沈逸川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。他只能握著听筒，听著她哭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方若云止住了眼泪。她吸了吸鼻子，声音变得平静，但那种平静让沈逸川后背发凉。
“我和孩子们可能暂时离不开纽约。有人在我们家附近转悠，门口多了几辆陌生的车。今天下午，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按了门铃，问『沈太太在家吗』。我说我就是，他走了。但我知道他还会来。”
沈逸川的心沉了下去。他明白——这是用方若云和三个孩子当人质，让他不要乱说乱动。如果他敢在媒体上说出真相，说出《达文西密码》，说出罗恩先生，说出五百万美元和六个美国国籍，方若云和孩子们就会出事。不是杀人，是软禁。让他们永远留在美国，永远不能离开。
“你別怕。”沈逸川的声音有些发涩。“他们不会动你们。他们只是想让我闭嘴。”
方若云说：“我知道。但我不想让孩子们一直待在这里。克己问『爸爸什么时候回来』，怀瑾问我『妈妈在哪』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”
沈逸川闭上眼睛：“我会想办法的。等晚秋回来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”
方若云没有回答，掛了电话。嘟嘟嘟的忙音在耳边迴荡。
沈逸川一个人坐在黑暗中。墙上的钟在走，滴答滴答的。他想起香港、美国、台北——每一个地方都有人盯著他。香港有人要他闭嘴，台北有人要关他，美国有人拿他家人当人质。他以为自己有了五百万美元，有了美国国籍，有了两套联排別墅，就有了安全感。他错了。钱买不到自由，国籍买不到安全，房子买不到家。他第一次感到，在这个时代，他彻底无处可去了。
第二天，沈逸川等不到穆晚秋的消息。他拨了王升留下的电话號码，没人接。他又拨了一次，还是没人接。他知道王升不是不接，是不能接。他心急如焚，决定去茶楼听听风声。他戴了一顶旧帽子，换了一件不常穿的深蓝色外套，把帽檐压得很低，对著镜子看了自己一眼，觉得不像了，才出了门。
茶楼里人声鼎沸。二楼靠窗那桌坐满了人，桌上摊著当天的《香港商报》，翻到《保密局的枪声》连载版。有人读著最新一章，有人討论剧情，有人爭论刘新杰能不能逃脱。但更多的议论，是关於沈逸川。
一个穿格子西装的中年人把报纸拍在桌上，声音大得整个二楼都能听到。“你们说，沈將军自家的事情比他写的小说更精彩。飞机迫降、记者会、蒋经国亲自送行，这比《潜伏》还刺激。余则成在天津站潜伏了那么多年，也没见戴笠亲自送他。”
旁边的人接话，把花生米丟进嘴里：“《潜伏》是编的，沈將军是真事。他写的那些，还不够他自己经歷的多。你们想想，他在伦敦被邱吉尔扣了半个月，在好莱坞拍电影被人上门威胁，在台北被扣。这些事，哪一件不比小说精彩？”
有人压低声音，凑近了一些：“你们知道吗，是因为他写了一本叫《达文西密码》的小说，触犯了罗马教廷隱瞒了两千年的秘密。不是钱將军，不是蒋经国，是罗马教廷。那个藏在梵蒂冈的教皇。他在美国写的，还没出版就被封了。”
一个读者拿来最新的一份《大公报》，头条转载了美国报纸的消息。眾人传阅，议论纷纷。有人念出了声。
“罗马教廷花了五百万美元和美国国籍，让沈逸川答应一百年不出版这本小说。但激进分子觉得应该把他关起来，不能让他活著在外面蹦躂。教廷內部也有分歧，一派认为用钱买平安，一派认为斩草除根。”
另一个读者接话，指著报纸上的另一段。“台北那位总裁夫人是虔诚的教徒，所以台湾方面配合，让飞机迫降台北。钱將军在法院起诉他，爭取判他三年，然而再扣个泄露军事机密的帽子，把他一直关在监狱里。蒋夫人亲自给台湾方面打了电话，要求『严惩褻瀆者』。”
有人总结，语气篤定得像在念一份判决书：“美国人出钱出国籍换他封书；台湾方面配合扣押；钱將军起诉；蒋夫人背后施压。家属在美国被当人质，本人关在台北。环环相扣，天衣无缝。这不是一个人干的，是一个链条。从美国到台北，从教廷到情报局，全连上了。”
茶楼里安静了一瞬，然后有人问：“那沈將军怎么出来的？”
那个念报纸的读者翻了翻下一页，念出了声：“谁也没想到，沈逸川不愧是军统少將，第一时间把事情搞大了。在飞机上公开喊话，让乘客当见证。而穆女士则消失在机场，记者拍了照片，消息传遍全世界。蒋经国不得不出面，亲自送他离开台北。教廷那边也不好再动手，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了。如果他们再动沈逸川，就等於承认那个秘密是真的。”
有人嘆气：“沈將军这一招高明，但也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。现在他不敢回美国，不敢留台北，只能待在香港。香港是英国人的地盘，教廷的手伸不到这里。但他的家人还在美国，被当成人质。”
沈逸川坐在角落里，一字不漏地听完了这些议论。他端起茶杯，挡住嘴角的苦笑。他们猜的，跟真相八九不离十。只是他们不知道罗恩先生是谁，不知道隆美加在中间扮演了什么角色，不知道王升在台北给他竖的那个大拇指。他们知道得已经够多了。多到让他后背发凉。
他站起来，把茶钱放在桌上，用茶杯压住。低著头走出茶楼。阳光刺眼，他眯起了眼睛。梧桐树光禿禿的，枝丫在阳光下投下交错的影子。他沿著九龙塘的街道慢慢走，脚步很慢，像是一个人在丈量这座城市的长度。他想起昨天晚上方若云的电话，想起她在电话里哭，想起她说“姐姐不能出事”。他想起王升给他的那张纸条——“穆已安全，勿念。香港见。”他不知道“香港见”是什么时候。也许明天，也许下个月，也许永远见不到。
他万万没想到，写了这本小说，居然差一点就进了监狱。不是钱將军的监狱，是中世纪教廷的监狱。他只是一个写小说的，只想把脑子里那些故事写出来，让读者开心，让读者笑，让读者哭。他没有想到，写一个故事，会触犯那么大的势力，会让他的家人被软禁，会让他自己无家可归。他走到家门口，掏出钥匙，手在发抖。钥匙插了好几次才插进锁孔。门开了，他走进去，关上门，靠在门板上，闭著眼睛。屋子里很安静，只有墙上的钟在走。他知道，他不能停。停了，就真的输了。
“沈先生，您真的被扣押了吗？”一个女记者挤到最前面，话筒差点戳到他的脸上。
“沈先生，您为什么要公开道歉？”另一个记者从侧面挤过来，声音很大。
“沈先生，台北方面有没有威胁您？”又有人喊。
沈逸川站在台阶上，深吸了一口气。他穿著一件深灰色的夹克，帽檐压得很低，但在这么多镜头面前，帽子挡不住什么。他抬起头，看著那些闪光灯，看著那些急切的面孔。他想起在台北松山机场的休息室里，王升竖起的大拇指，蒋经国別在他胸前的勋章，记者会上那些礼貌的、配合的笑声。他重复了在台北的说辞。
“是我误会了，台北方面没有扣押我。我向台北方面表示歉意。”
有记者追问：“可是香港这边过去一个月都没有颱风，塔台为什么说颱风关闭机场？”沈逸川摇了摇头。“我不知道。我只是乘客。”
记者们还想再问，机场工作人员走过来，礼貌但坚决地把他带上了车。车门关上的瞬间，闪光灯还在窗外闪个不停。
当晚，沈逸川坐在九龙塘家中的沙发上，看著电视里的晚间新闻。画面切到机场塔台，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镜头前，表情疲惫，眼袋深重，嘴唇乾裂。他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，声音沙哑，像是在念一份跟自己无关的文件。
“本人作为香港机场塔台主任，对误报天气导致航班备降一事负全部责任。由於个人判断失误，错报了颱风信息，造成乘客不便，特此引咎辞职。向受影响的乘客深表歉意。”
没有解释原因，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。沈逸川看著那个男人，看到他在镜头前微微鞠了一躬，然后转身走了。他知道，这是一个替罪羊。有人需要为这件事负责，但不可能是做出决策的人，只能是执行命令的人。
沈逸川关掉电视，一个人坐在黑暗中。
九龙塘的房子收拾得很乾净。茶几上摆著全家福，方若云临走前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，地板擦得发亮，窗帘洗过熨平了，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摆得整整齐齐。他走进每个房间，看到墙上贴著方若云与孩子们的照片——克己在中央公园餵鸽子，怀瑾抱著布娃娃坐在沙发上，念祖戴著耳机在房间里看书。方若云站在中间，笑得很温暖。冰箱上贴著怀瑾的画，画的是六个人手拉手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著“我们一家人”。克己的玩具整齐地码在箱子里，怀瑾的书本摞在书桌上，念祖的校服掛在衣柜里。一切都是方若云的痕跡，没有穆晚秋的，也没有他的。
他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拿起茶几上那张全家福。方若云站在中间，三个孩子围著她，笑得很开心。穆晚秋站在最边上，沈逸川站在另一边。他看著那张照片，想起在纽约的时候，每天早晨方若云起来做早饭，送孩子们上学，回来收拾屋子，洗衣服，买菜，准备晚饭。她从来没有抱怨过。他想起离开纽约前方若云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但我想跟姐姐单独呆几天。”她不是不想跟他说话，是不知道说什么。他们之间隔著一个穆晚秋，隔了二十年的时光，隔了三个孩子的养育之恩。他是她的丈夫，但她在家里更像是一个管家，一个保姆，一个替穆晚秋照顾孩子的人。他欠她太多。他不知道该怎么还。
夜里十一点，电话铃响了。沈逸川接起来，方若云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有些发抖，像是在哭。
“姐姐呢？她在哪里？”
沈逸川握著听筒，手指收紧。“她在台北。安全。有人会帮她离开。”
方若云沉默了一会儿，电话那头只有微微的电流声。然后她哭了。不是嚎啕大哭，是那种压著的、不想让人听到的、但还是忍不住的哭，声音闷闷的，像是隔了一层棉被。
“姐姐不能出事……她不能出事……她已经受了那么多苦，不能再……”
沈逸川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。他只能握著听筒，听著她哭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方若云止住了眼泪。她吸了吸鼻子，声音变得平静，但那种平静让沈逸川后背发凉。
“我和孩子们可能暂时离不开纽约。有人在我们家附近转悠，门口多了几辆陌生的车。今天下午，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按了门铃，问『沈太太在家吗』。我说我就是，他走了。但我知道他还会来。”
沈逸川的心沉了下去。他明白——这是用方若云和三个孩子当人质，让他不要乱说乱动。如果他敢在媒体上说出真相，说出《达文西密码》，说出罗恩先生，说出五百万美元和六个美国国籍，方若云和孩子们就会出事。不是杀人，是软禁。让他们永远留在美国，永远不能离开。
“你別怕。”沈逸川的声音有些发涩。“他们不会动你们。他们只是想让我闭嘴。”
方若云说：“我知道。但我不想让孩子们一直待在这里。克己问『爸爸什么时候回来』，怀瑾问我『妈妈在哪』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”
沈逸川闭上眼睛：“我会想办法的。等晚秋回来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”
方若云没有回答，掛了电话。嘟嘟嘟的忙音在耳边迴荡。
沈逸川一个人坐在黑暗中。墙上的钟在走，滴答滴答的。他想起香港、美国、台北——每一个地方都有人盯著他。香港有人要他闭嘴，台北有人要关他，美国有人拿他家人当人质。他以为自己有了五百万美元，有了美国国籍，有了两套联排別墅，就有了安全感。他错了。钱买不到自由，国籍买不到安全，房子买不到家。他第一次感到，在这个时代，他彻底无处可去了。
第二天，沈逸川等不到穆晚秋的消息。他拨了王升留下的电话號码，没人接。他又拨了一次，还是没人接。他知道王升不是不接，是不能接。他心急如焚，决定去茶楼听听风声。他戴了一顶旧帽子，换了一件不常穿的深蓝色外套，把帽檐压得很低，对著镜子看了自己一眼，觉得不像了，才出了门。
茶楼里人声鼎沸。二楼靠窗那桌坐满了人，桌上摊著当天的《香港商报》，翻到《保密局的枪声》连载版。有人读著最新一章，有人討论剧情，有人爭论刘新杰能不能逃脱。但更多的议论，是关於沈逸川。
一个穿格子西装的中年人把报纸拍在桌上，声音大得整个二楼都能听到。“你们说，沈將军自家的事情比他写的小说更精彩。飞机迫降、记者会、蒋经国亲自送行，这比《潜伏》还刺激。余则成在天津站潜伏了那么多年，也没见戴笠亲自送他。”
旁边的人接话，把花生米丟进嘴里：“《潜伏》是编的，沈將军是真事。他写的那些，还不够他自己经歷的多。你们想想，他在伦敦被邱吉尔扣了半个月，在好莱坞拍电影被人上门威胁，在台北被扣。这些事，哪一件不比小说精彩？”
有人压低声音，凑近了一些：“你们知道吗，是因为他写了一本叫《达文西密码》的小说，触犯了罗马教廷隱瞒了两千年的秘密。不是钱將军，不是蒋经国，是罗马教廷。那个藏在梵蒂冈的教皇。他在美国写的，还没出版就被封了。”
一个读者拿来最新的一份《大公报》，头条转载了美国报纸的消息。眾人传阅，议论纷纷。有人念出了声。
“罗马教廷花了五百万美元和美国国籍，让沈逸川答应一百年不出版这本小说。但激进分子觉得应该把他关起来，不能让他活著在外面蹦躂。教廷內部也有分歧，一派认为用钱买平安，一派认为斩草除根。”
另一个读者接话，指著报纸上的另一段。“台北那位总裁夫人是虔诚的教徒，所以台湾方面配合，让飞机迫降台北。钱將军在法院起诉他，爭取判他三年，然而再扣个泄露军事机密的帽子，把他一直关在监狱里。蒋夫人亲自给台湾方面打了电话，要求『严惩褻瀆者』。”
有人总结，语气篤定得像在念一份判决书：“美国人出钱出国籍换他封书；台湾方面配合扣押；钱將军起诉；蒋夫人背后施压。家属在美国被当人质，本人关在台北。环环相扣，天衣无缝。这不是一个人干的，是一个链条。从美国到台北，从教廷到情报局，全连上了。”
茶楼里安静了一瞬，然后有人问：“那沈將军怎么出来的？”
那个念报纸的读者翻了翻下一页，念出了声：“谁也没想到，沈逸川不愧是军统少將，第一时间把事情搞大了。在飞机上公开喊话，让乘客当见证。而穆女士则消失在机场，记者拍了照片，消息传遍全世界。蒋经国不得不出面，亲自送他离开台北。教廷那边也不好再动手，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了。如果他们再动沈逸川，就等於承认那个秘密是真的。”
有人嘆气：“沈將军这一招高明，但也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。现在他不敢回美国，不敢留台北，只能待在香港。香港是英国人的地盘，教廷的手伸不到这里。但他的家人还在美国，被当成人质。”
沈逸川坐在角落里，一字不漏地听完了这些议论。他端起茶杯，挡住嘴角的苦笑。他们猜的，跟真相八九不离十。只是他们不知道罗恩先生是谁，不知道隆美加在中间扮演了什么角色，不知道王升在台北给他竖的那个大拇指。他们知道得已经够多了。多到让他后背发凉。
他站起来，把茶钱放在桌上，用茶杯压住。低著头走出茶楼。阳光刺眼，他眯起了眼睛。梧桐树光禿禿的，枝丫在阳光下投下交错的影子。他沿著九龙塘的街道慢慢走，脚步很慢，像是一个人在丈量这座城市的长度。他想起昨天晚上方若云的电话，想起她在电话里哭，想起她说“姐姐不能出事”。他想起王升给他的那张纸条——“穆已安全，勿念。香港见。”他不知道“香港见”是什么时候。也许明天，也许下个月，也许永远见不到。
他万万没想到，写了这本小说，居然差一点就进了监狱。不是钱將军的监狱，是中世纪教廷的监狱。他只是一个写小说的，只想把脑子里那些故事写出来，让读者开心，让读者笑，让读者哭。他没有想到，写一个故事，会触犯那么大的势力，会让他的家人被软禁，会让他自己无家可归。他走到家门口，掏出钥匙，手在发抖。钥匙插了好几次才插进锁孔。门开了，他走进去，关上门，靠在门板上，闭著眼睛。屋子里很安静，只有墙上的钟在走。他知道，他不能停。停了，就真的输了。